被遺忘的今天:人權救援先鋒─梅心怡 Lynn Miles(5)

編輯 陳孟絹 發自台灣     

【編者按】梅心怡(1943-2015, Lynn Miles),美國人。在台灣戒嚴年代,長期冒險從事台灣政治犯跨國救援工作,為台灣留下珍貴的人權工作檔案史料。

6月8日是人權運動者梅心怡的紀念日,在他辭世3週年之際,再次複習他如何從結織特務之子,到關心台灣,成為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,展開鬥智勇敢的救援工作,保留重要的人權工作檔案史料,填補戒嚴體制下的空白歷史。

 梅心怡以ICDHRT的名義,為「吳泰安案」在香港召開記者會(1979/6/7)。圖片來源:《從梅心怡(Lynn Miles)往來書信看1970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》

梅心怡以ICDHRT的名義,為「吳泰安案」在香港召開記者會(1979/6/7)。圖片來源:《從梅心怡(Lynn Miles)往來書信看1970年代人權救援與台灣民主化》

七、從「國際特赦組織」到創立「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」

國際特赦組織(Amnesty International)由英國的潘納森(Peter Benenson)律師於1961創立,強調國際性的保護人權,各國小組將政治犯的消息回報給國際秘書處,經審議認定為組織的「良心犯」(Prisoner of Conscience),再指定小組救援。[1]組織成員不得以國際特赦組織的名義行動,需表明個人身分,並得同時採納民主、共產、第三世界國家各一名政治犯,以符合行事中立原則。[2]梅心怡即是該組織的日本關西支部成員之一,[3]訊息通訊管道為三宅清子──梅心怡──國際特赦組織。[4]這條傳遞訊息的線路,在1976年因三宅清子身分曝光而中斷,在1977年改由艾琳達扮演在台灣蒐集傳遞資料的角色。[5]

(關於三宅清子身分曝光一事,她在〈我能為他們做什麼〉文章的詳述,能從中看出當時的驚險過程:

不過到後來,我的救援行動因某家族的密告,及協助我的一位美國女性朋友莽撞未經考慮的行動,而被國民黨當局查知。有個特務假借願意協助人權救援而接近我,半夜我家遭到憲兵、便衣闖入、搜查;也曾為辦理延長簽證到外事警察處,卻被留置在地下室,並強迫我更改國籍為中華民國等。連我和政治犯的家族見面、電話聯絡所用的暗號等諸如此類的事,也都為當局所知悉。

我擔心如果被捕,將牽連許多協助我的人,向海外傳達政治犯訊息的管道也將中斷,還有保護幼女生命的義務等,經再三考量,我決定在1976年搬回日本。回國前,審慎選定我的繼任人,也慎重決定往後的聯絡方法。[6])

 
 梅心怡保留的珍貴史料,出版成冊,此為 《梅心怡Lynn Miles 人權相關書信集-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》 封面。圖片提供: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

梅心怡保留的珍貴史料,出版成冊,此為《梅心怡Lynn Miles 人權相關書信集-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篇》封面。圖片提供: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

 

與國際特赦組織由於行事風格與步調不同,梅心怡於1975年自行成立「台灣人權擁護國際委員會」(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 on Taiwan,簡稱ICDHRT),主因有兩點:

梅心怡接到台灣的政治案件消息後,第一時間向國際傳遞訊息,要求國際特赦組織派員來台調查,目的在發揮即刻救援的時效性,另一方面也告誡國民黨政府,國際的人權組織正注意此政治案件。以謝聰敏的案例而言,他在獄中健康惡化卻不得保外就醫(因1971年被國民黨羅織牽涉爆炸案而被捕[7]),國際特赦組織礙於謝聰敏被捕理由與暴力犯罪有關,不符合良心犯的救援規定,只能關切。對於救人分秒必爭的梅心怡與三宅清子而言,國際特赦組織自訂的行政程序,其實已失去救援的黃金時間。[8]

再者是國際特赦組織在發起任務前會先行文當地政府,要求配合調查,此舉反而給執政當局準備時間,造成組織代表到訪時被帶到不相關的他處,而無法取得第一手資訊(比如日裔美籍的關西小組成員Jack Hasegawa於1973年10月代表國際特赦組織來台觀察「謝聰敏案」就是一例[9])。反倒是經由梅心怡提供的名單,實際與政治犯家屬聯繫,才能獲取重要的一手消息。也顯示梅心怡等人的地下救援網路存在的必要性。[10]

成立ICDHRT後,與國際特赦組織仍會互相合作,只是改以ICDHRT的名義速行人權工作,例如1975年公開蘇東啟健康狀況的記者會,即是以此名稱進行救援。[11]1977年前後,ICDHRT成為台灣消息流通最迅速的國際組織,而為了保護冒險到台灣蒐集政治犯資料的特派員身分,梅心怡是ICDHRT唯一的對外代表,他是傳遞台灣政治犯消息的重要媒介,透過地下救援網絡把消息傳到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,也自己發行通訊搶先公布消息以爭取救援的黃金時刻。[12]完全以梅心怡等人認為的步調與積極性在進行救援工作。

參考資料

[1] 沈亮,〈梅心怡(Lynn Miles)人權工作檔案介紹〉,頁217。
[2] 沈亮,《梅心怡(LynnMiles)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(1971-1984)》,頁28-29。
[3] 沈亮,《梅心怡(LynnMiles)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(1971-1984)》,頁217。
[4] 沈亮,《梅心怡(LynnMiles)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(1971-1984)》,頁24。
[5] 沈亮,《梅心怡(LynnMiles)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(1971-1984)》,頁78-79。
[6] 三宅清子著、陳孟和譯,〈我能為他們什麼 救援台灣政治犯的心路歷程〉,收錄於《人權之路:台灣民主人權回顧》(台北市:玉山社,2002),頁153-154。
[7] 張炎憲、沈亮,《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(2):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(1968-1974)》,頁156-157。
[8] 沈亮,〈梅心怡(Lynn Miles)人權工作檔案介紹〉,頁218。
[9] 張炎憲、沈亮,《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(2):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(1968-1974)》,頁219-229。
[10] 沈亮,〈梅心怡(Lynn Miles)人權工作檔案介紹〉,頁219。
[11] 沈亮,《梅心怡(LynnMiles)與台灣政治犯救援運動(1971-1984)》,頁77。
[12] 張炎憲、沈亮,《梅心怡人權相關書信集(2):跨國人權救援的開端(1968-1974)》,頁12。

(未完待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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